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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與文學:在中國基層司法中展開》
發布時間:2020-01-21 16:46 星期二
來源:法制日報——法制網

《法律與文學:在中國基層司法中展開》作者劉星,中國政法大學錢端升講座教授。曾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偵察兵,當過建筑設計描圖員。畢業于中山大學法律學系、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在《中國社會科學》《法學研究》《中國法學》發表論文若干。出版《法律是什么》《法的歷史實踐:從康熙到路易十四》等學術專著,撰有《西窗法雨》等學術隨筆。本書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

內容簡介:

本書以中國基層司法實踐為圓點,探索“法律與文學”研究的新路徑。將經典文學作品中的法律故事和中國基層司法實踐中發生的真實法律事件相互對照,分析之中各類角色“講什么”和“怎樣講”的修辭敘事策略,也分析作家和基層司法法律人建構敘述對象時的修辭敘事策略并討論其異同,討論作家意圖對基層司法法律人的可能啟發。本書還將以此為基礎,研究針對基層司法而言的“法律與文學”對司法公正的意義,研究這種“法律與文學”對社會的政治倫理意義。

書摘:

“法律與文學”是一個頗令人糾結的主題。

從學術行業的角度看,法學家常對其避而遠之。法學家會說,“文學”似是有些思緒飄逸、思維浪漫的,“文學”還會突出個性體驗、主觀傾訴,希望調動情緒及情感。換言之,“文學”附著了太多不能簡單運用理性邏輯加以把握的內容。在“法律與文學”中,探索對于法律事業有何幫助,或對法律的理解有何推進,曰之“學術價值”,尤其是“實用價值”,就法學家的感覺而言,預期結果難免會令人疑慮躊躇,但“法律與文學”還是逐步孕育、發展起來了。

從中國看,1997年至2007年,相關著述數量平穩。2008年至2017年,又能見到許多專著、譯著或文集面世,還有數量若干的論文及文章發表。例如,2017年,蘇力的專著《法律與文學:以中國傳統戲劇為材料》(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精裝版出版,劉燕的專著《法庭上的修辭:案件事實敘事研究》(中國書籍出版社)出版,[英]瑪麗亞·阿里斯托戴默的《法律與文學:從她走向永恒》(薛朝鳳譯,北京大學出版社)和[英]伊恩·沃德的《法律與文學:可能性及研究視角》(劉星、許慧芳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作為譯著出版,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編輯的文集《法治視野下的文學與語言:“文學·語言·法治”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2014年,劉星顯的專著《法律與文學研究:基于關系視角》(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許慧芳的專著《文學中的法律:與法理學有關的問題、方法、意義》(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和白慧穎的專著《法律與文學的融合與沖突》(知識產權出版社)出版,中國法學會法制文學研究會編輯的文集《法治文學與法治中國》(群眾出版社)出版。2013年,陳文瓊的專著《國家政治語境中的“法律與文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2012年,范玉吉主編的《法律與文學研究》(第1輯)(上海三聯書店)出版。2010年,[美]瑪莎·努斯鮑姆的《詩性正義:文學想象與公共生活》(丁曉東譯,北京大學出版社)作為譯著出版。以“法律與文學”為主題,在中國知網檢索論文及文章,大致統計,2017年有16篇、2016年有13篇、2015年有24篇、2014年有18篇、2013年有13篇,2012年有9篇、2011年有20篇、2010年有17篇、2009年有15篇、2008年有11篇。

而從世界看,根據維基百科“法律與文學”詞條介紹(編輯截止時間2018年12月8日),起源于北美的“法律與文學”運動,目前在歐洲也是“竹外桃花三兩枝”。例如,荷蘭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學的蓋克爾(Jeanne Gaakeer)教授和德國吉森大學的奧爾森(Greta Olson)教授主持著歐洲法律與文學學術網(European Network for Law and Literature Scholarship),挪威卑爾根大學的林內伯格(ArildLinneberg)教授主持著卑爾根法律與文學學院(The Bergen School of Law and Literature)。此外,北歐有活躍的北歐法律與文學網(Nordic Network for Law and Literature),意大利法律與文學協會(Associazioneitalianadiritto e letteratura)設立了自己的網站,意大利博洛尼亞大學建立了意大利法律與文學社團(The Italian Society for Law and Literature)網。2013年,意大利卡爾皮(Daniela Carpi)教授和荷蘭蓋克爾教授編輯出版了《話語相傳:法律與文學的無形張力》。2011年,卡爾皮教授自己編輯出版了《通過文學的生命倫理學與生命法律學》,奧爾森教授編輯出版了《十年敘事學的發展趨勢》。而在英國,諸如弗里曼(Michael Freeman)、劉易斯(Andrew Lewis)、阿里斯托戴默(Maria Aristodemou)、吉雷(Adam Gearey)、沃德(Ian Ward)、威廉姆斯(Melanie Williams)、多林(Kieran Dolin)等一批活躍學者,同樣出版了若干有影響力的法律與文學的著作。

即便是在北美,相關研究仍在穩步推進。例如,2018年,法律與文學運動主要成員美國奧克蘭大學漢娜(Michael Hanne)教授和斯坦福大學韋斯伯格(Robert Weisberg)教授編輯了眾多該運動參與者撰寫的論文集《敘事、隱喻和法律》,該運動主要成員美國葉史瓦大學威斯伯格(Richard H. Weisberg)教授撰寫了論文《卡多佐的“法律與文學”:其司法寫作風格指南》。2017年,斯坦福大學梅勒爾(Bernadette Meyler)教授和康奈爾大學安克爾(Elizabeth Anker)教授編輯了同樣是眾多該運動參與者撰寫的論文集《法律與文學的新動向》,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布魯克斯(Peter Brooks)教授發表了論文《線索、證據、偵查:法律故事》,美國紐約大學布魯納(Jerome Bruner)教授發表了論文《敘事和法律:如何相互需求》。2016年,美國西弗吉尼亞大學歐內斯特(John Ernest)教授編輯了包含了若干法律與文學論文的論文集《牛津非裔美國奴隸敘事史》,加拿大麥吉爾大學亞當斯(Wendy A. Adams)教授出版了專著《流行文化與法律多元主義:敘事與法律》。2015年,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約翰遜(Nancy E. Johnson)教授編輯了論文集《奔放的法理學:法律、文學和激情1760-1848》。2014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斯坦恩(Simon Stern)教授撰寫了論文《法律與文學》。2013年,美國法律與文學的主要雜志之一《法律與文學》(Law and Literature),發表了戈登(Randy Gordon)、格魯尼沃爾德(Ralph Grunewald)、德爾馬(Maksymilian Del Mar)、阿馬亞(Amalia Amaya)、西蒙首山(Moshe Simon-Shoshan)、科諸斯(AudunKjus)等學者的一系列關于法律與文學的論文。

即使學界熟知的對法律與文學運動不甚欣賞的波斯納法官,早在2009年,便出版了《法律與文學》第三版。

所有這些,當然不能和傳統的法學研究領域(還有諸如法律經濟學等跨學科研究)相提并論,相當一些學者,特別是中國的某些作者、譯者,包括文學界的研究者,或許還不那么“顯赫”,但仍能看到,什么叫作“破繭化蝶”,什么稱為“春風吹又生”。

其實,對法學研究領域而言,只要不是銷聲匿跡,就說明了其總有意義,有價值,還能再思考,重新召喚。因為,法學源自法律,法律源自生活,既然如此,兩者就會在歷史的譜系中隨重復性的生活而往復不斷、時隱時現,也可以說,我們完全可以等待“風水輪流轉”。不應忘記,太多的法學理論,曾經壓抑許久后蓬勃爆發,或名噪一時后沉寂失勢。法學知識像其他知識一樣,一定會基于無所不在的知識/背景、知識/權力的糾纏關系,重復“時隱時現”的故事。

本書試圖進一步推進“法律與文學”研究,同時又希望落腳于法學,為法學的目的服務,使其更加“實際有用”。因此,本書嘗試將“法律與文學”研究投入中國基層司法的領域。這或許是一個新的努力方向。如此之第一個具體目的,在于觀察這一領域中“法律與文學”是否可以拓展自己的理論脈絡;第二個具體目的,是查驗“法律與文學”是否能為中國基層司法甚至更廣泛的基層司法,提供新的法學理解,甚至重塑哪怕是部分的司法理論。至于兩個具體目的是否存在循環追求,答案則是不會也不應該是。某些物體放入水中,我們可以發現不同的狀態之變化,反之,我們也可以發現水本身也會因之呈現出不同的樣式。

當然,所有學術目的之最終檢測,在于學術市場。

責任編輯:莫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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