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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海瑞定理”看民事判決的社會功能
發布時間:2020-08-20 10:40 星期四
來源:檢察日報

明代廉吏海瑞曾總結了一套處理民事存疑案件的方法:“竊謂凡訟之可疑者,與其屈兄,寧屈其弟;與其屈叔伯,寧屈其侄;與其屈貧民,寧屈富民;與其屈愚直,寧屈刁頑。事在爭產業,與其屈小民,寧屈鄉宦,以救弊也;事在爭言貌,與其屈鄉宦,寧屈小民,以存體也。”(引自《海瑞集》上冊《興革條例》,陳義鐘編校,中華書局1962年版)這一處理“訟之可疑”的民事案件原則被學者歸納為“海瑞定理”,認為該定理不僅符合正義,也始終符合經濟學效率考量的司法原則(蘇力:《“海瑞定理”的經濟學解讀》,載《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6期)。

海瑞甘冒瀆職枉法的風險決疑,不完全依律例斷案,頗有“葫蘆僧判葫蘆案”的“想當然”,可謂黃仁宇筆下的“古怪的模范官吏”。他將判案同“存體”和“救弊”聯系起來,以胸懷家國為自以為是的決疑之法尋找不可辯駁的理由。我們不禁要反問,海瑞為何不駁回民事存疑案件的起訴?他所堅持和踐行的民事決疑之法究竟是為了什么,其出現的動因又是為何?

今人的觀念是,凡民事訴訟有疑當駁回起訴,古人也未嘗不是。為何海瑞單單會與眾不同,還顯得理直氣壯呢?今人的理由在于,訟事有疑,判與不判沒有兩樣兒。判了,可能出錯,冤枉了一方;不判,照樣兒可能冤枉一方。通常來說,兩方斗了起來,畢竟有一方總有些在理。既然如此,為啥非要不判?海大人考慮的是,今人確立的駁回起訴這一程序性懲罰措施并未充分考慮民事判決的社會功能。身為“父母官”,治下的百姓皆為其子女。父母教育子女不單是為了厘清曲直,還要考慮案發動因,正如《論語·顏淵》所講:“聽訟,必也使無訟乎。”如何做到無訟呢?就需要維持長幼有序、鋤強扶弱的社會差序格局。差序即要有差等,合理差別下的平等。在臉面上,小民百姓不能蹬鼻子上臉。允許小民上告豪紳,已是皇帝恩典。倘若上告理由不充分,便有故意造次之嫌,或懷故意挑戰之心,這是深受皇恩的父母官斷不可滋長的刁民風氣。既然在臉面上豪紳已是高出小民一截兒,在財產上就不能為富不仁,先義后利才符合儒家之道。有關財產的糾紛,若證據不足,就應當支持小民百姓。

海瑞不拒絕審判的道理與西方理念不同,西方有法諺云:“法官不能拒絕裁判。”前提是法無明文規定。因為法院是當事人最后的救濟渠道,如果法官拒絕裁判,便是斷了當事人唯一的后路。立法不可能面面俱到,會有滯后性和模糊性。法官應通過司法解釋來彌補立法缺陷,即“法官釋法”或者“法官造法”。當前可經由法院、檢察院系統的匯報批復制度,由最高法、最高檢給出意見或者直接進行司法解釋。最高法、最高檢也可報請全國人大尋求最終的立法解釋。釋法權在全國人大或最高法、最高檢,不在法官或檢察官或下級司法機構,法官、檢察官更沒有造法權。這種司法科層制在古代中國也存在,海瑞有上司,更要面臨政績考核。面對民事存疑案件,他完全可以采取更為保險或妥當的辦法請示上級,轉嫁風險,但他沒有這樣選擇。

海瑞對民事存疑案件的審理態度,終究是古代中國基層行政司法高度合一的產物。基層司法只能以行政的模式運轉,否則以一人之力,難以應對基層訴訟。海瑞側重從“存體”和“救弊”兩個方面考慮決疑之法,是通盤考慮刑名和錢谷的結果,目的是確保地方治理的長久之效,因此,主動介入民事存疑案件,從經驗主義和理想主義出發,綜合考慮審判的社會效果,偏執地追求整體正義而非個案正義,試圖以司法審判打開社會的全面變革之門。雖然可能犧牲部分人的名與利,以權利換和諧,但古代中國的權利同樣依賴于稅,這是古今中外司法審判都需要考慮的成本和后果。

(作者單位: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

責任編輯:劉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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